说起红薯，我们这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，都会记忆犹新，甚至一生也不会忘记。因为，我们是吃红薯长大的。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，吃饱穿暖就是最大的幸福。红薯，成为那个时期的救命食物。

我的出生地衡阳县井头镇，地处大云山下，家家户户种红薯，山坡上、田埂旁、小溪边，凡是能种的地方都种上。红薯，适应性极强，只要把薯藤剪成一节一节，一段一段，扦插下去，就能生根、长叶、结薯，就像我们井头人，可以依山而居，可以随遇而安，可以吃苦耐劳，可以成就事业。

记得那时候，在衡阳县三中住校的我们，学校食堂没油水，三两米饭，配上南瓜、冬瓜、白萝卜，三扒两咽，饭菜下了肚，不到一两个时辰肚子就饿得呱呱叫。学生家长没办法，每周为孩子准备一袋红薯，学校食堂蒸饭，住校学生可以每餐加一个红薯。上完晚自习，饿了，可以来一个生红薯，惹得同学们好生羡慕。但同桌的女生有意见，总是用异样的目光看待旁边的同学，因为，生红薯吃多了，总爱放屁。据说，有男女同学心生情愫，终因这事便没了下文，成为后来同学聚会的调侃和遗憾。

大云山下的女人都很能干。她们可以用一双纤细的巧手，将红薯制作成各式各样的小吃。把红薯放上一些日子，待淀粉转化为糖分后蒸熟，然后切成一块块、一条条，整齐地摆放在竹网板、篾筛子上，放在冬阳下晾晒，待到微干时，用煮熟的糯米淀粉浆和自家的芝麻一沾，再晾干，便成了晶莹剔透的红薯干。家乡人把这红薯干叫做“牛筋薯”。也有把红薯和老红南瓜一起蒸熟、搅拌，捣成薯泥，然后填在一块蒙着纱布的木板模子上，用刀刮出一张张、一片片的南瓜薯片子。在阳光下晾晒后，微微干，吃起来有劲道、有嚼头，越嚼越甜、越嚼越香、越嚼越有味。

牛筋薯、南瓜薯片子，是家乡过年过节时招待客人的佳品，也成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。

红薯多了，吃不完，老乡们就在自家的后山或房前屋后，挖一个地窖，将红薯收藏起来，待到来年开春、青黄不接的时候吃。老乡们精打细算，该储藏多少就储藏多少。剩下的，除制作牛筋薯、南瓜薯片子等小吃外，就将红薯打成淀粉。

打红薯粉的过程很艰辛，要过滤，要一次又一次漂水去渣。红薯淀粉出来了，可以煎成红薯粉粑子，当地人叫“滑肉粑子”，配上葱花油盐，既可当饭，又可当菜。有人还把红薯淀粉“淌”成“荷折”，晒干后，可收藏。当家里来了贵客，便可做出一碗“荷折”条煮鱼头的家常土菜。如今，我们家乡的“荷折”煮鱼头成了城里人吃不厌的早餐。

当然，最出名、最畅销的还是薯粉条。冬日里，村里的男人闲不住，看到傍晚刮起了“霜风子”，知道当晚一定是个白霜天，会有一场“扯构霜”，便吆喝着女人，一边生火烧水，一边在自家的禾场上、阶檐下立起丫马杈，横架着一根根竹竿，或长或短，或高或矮，就像战场上排兵布阵。男人喊来左右邻居来帮忙，把经过无数次漂洗，无数个冬阳晒干的红薯粉用一个大木盆装着，加上清水，揉成一个一个的粉团子，再将粉团子放在一块打了若干个孔的木瓢里。男人左手执瓢，右手执拳，用力击打粉团，一根根红薯粉从木瓢的小孔里流到烧得热气腾腾的一大锅沸水里。

经过沸水一烫，生粉条成了熟粉条，然后，前来帮忙的左邻右舍，便将沸水里粉条捞出来，又用冷水一漂，再一束一束地挂到早已准备好的竹竿上。经过大半夜的劳作，竹竿上全部挂满了红薯粉条，已是鸡叫三更，这时才灶膛熄火，收场睡觉。

竹竿上的红薯粉条经过一场冻霜，全部结成了冰凌。白霜越厚越好，冻霜越冻越好。因为白霜之后便是一个冬日暖阳。待到次日冬阳高照，冰凝的红薯粉条便解了冻，成为一根根通亮圆润的粉条了，再晾晒干。

纯生态的红薯，纯手工的粉条，经过柴火的考验、霜冻的洗礼、冬阳的照晒、北风的吹拂，便成就了薯粉条的味道，有柔有软，有劲道，更有井头人家的烟火味。

做“荷折”或薯粉条煮鱼头，成了村里女人的厨艺；做薯粉条，便成了村里男人的骄傲。如今，做薯粉条的传统手艺逐渐被现代工艺所代替，但薯粉条早已成了家乡的地理标志，成为父母对晚辈一种爱的象征与寄托。逢年过节，异乡儿女回家离别时，父母总要准备好一捆薯粉条，或几袋牛筋薯，让他们带上。薯粉条，便成了家乡游子们的乡愁与记忆。

乡村人家，依然在似水流年里悠缓而过，只是如今的家乡，难见曾经的袅袅炊烟，一座座空着的老旧屋场，在凉薄的秋冬里寂寞。那一弯旧时的明月，再也唤不醒如烟的过往；那云中路过的鸿雁，也不曾带回远方的锦书，只有那家乡的红薯粉条，成为了游子们心中无尽的思念。